一个生命的结束和一个生命的到来

，李多丽的父亲在这方面是个例外。

    李多丽家对面住着一户老北京人，三世同堂。老人是某局的退休g部，儿子是一家国企三级单位的负责人，儿媳是三甲医院的护士，孩子在区重点中学读初中。他们的房子b李多丽家大一些，200平米出头，家里有一辆30万的车。老人在附近的板楼里还有一套不到80平米的两室一厅，用于出租。在大多数人眼里，这样的家庭虽称不上富贵，但也算得上殷实。

    尽管李多丽的父亲矢口否认，但这个家庭在他心目中近乎神圣不可侵犯。或许是因为他出身农村，只有初中学历，没有北京户口，所以对国企、事业单位充满敬畏。别说这样的“小官”家庭，就连李多丽的小学老师，她的父亲都避之不及——从未参加过家长会。

    北京户口是另一个话题。2005年左右，李多丽父亲的几位生意伙伴通过“特殊渠道”获得了北京户口。当时政策宽松，只要在国外留过学、又是私营企业主，基本愿意花钱就能办成。和买房、买车一样，如果李多丽的父亲肯“拼一把”，几十万还是拿得出来的，但他认为户口不重要，最终放弃了。

    然而，李多丽的父亲在家人面前的表现截然不同。作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，他自认为是家庭的顶梁柱，要求其他成员绝对服从他的命令。如果有人反对，他就会以切断经济来源相威胁。尽管缺乏远见，他在nV儿的教育上却舍得花钱，从小就给她报各种补习班，请一对一家教，甚至将她从公立小学转到